朗贝尔（Lambert）(1988), 图瑞(Toury)(1981)指出目的语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学体系影响选择原文、翻译顺序和总体的翻译策略。“译者的选择事实上可以用社会认可、社会约束和社会禁忌来解释，有时候也可以用法律和禁令来解释”(2)。另外一些翻译理论家，例如威尔斯（Wilss）(1996)也提到，除了心理因素外，其他因素也影响着译者的选择过程。他认为有些原文元素难以用认知理论加以解释，这说明翻译的决策过程类似于心理学上的刺激-反应现象，有些刺激得到了人们的注意而另一些则未被人注意到(3)。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译者很难避免主观性的决策。
二：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
译者并非在一种理想化或抽象的情形下运作，各个时期译者的选择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原语中某个概念在译语中可能会有不止一种解释，上下文是译者决定取舍时的关键参照因素，但除了语境之外，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译者的选词。纽马克曾指出：“两个文本可能描述同一场战争或爆动或争辩，但（作者） 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代表不同的观点。”(4) 本文比较了《简·爱》的两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30年代(由李霁野译)和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选择的。作者主要比较了两部译本的语言特色，从中可以管窥出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在此，译者的选词指译者对原文中某个特定词语的诠释，即译者是如何选择特定的目的语词汇来解释原文中某个特定概念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李译本中包含较多意识形态含义较浓厚的革命性词语，例如“反抗”、“斗争”、“革命”等词多次出现在译文中，相比较而言，黄译本的语言总体上则平和的多。通过比较两译文的文字，可以看出李和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原著Jane Eyre 的。李译本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Jane Eyre，而黄译本则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原文的。现举两段文字的翻译加以说明。
原文：
I continued the labors of the village school as actively and faithfully
as I could. It was truly hard work at first. Some time clasped before,
with all my efforts, I could comprehend my scholars and their nature. Wholly
untaught, 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 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
and at first sight, all dull alike: 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 There
was a difference among them as amongst the educated; and when I got to
know them, and they me, this difference rapidly developed itself.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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