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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简爱》两种译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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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不可能不理解原词的意思,他对这两个短语的翻译显然是有意的误译,也就是说李霁野有意篡改了原作者的意思。他的这种误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在与旧的社会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当时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革命目的。当时的许多作家和翻译家都用笔作为革命的武器,唤醒中国民众的灵魂,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鲁迅先生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李霁野作为鲁迅的追随者和亲密朋友,深受先生的影响,以至于在翻译关于描写农村人的段落时,也模仿先生描写农村人士所用的典型用语,选择了诸如“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和“觉悟”这样的词汇来翻译原文中毫无意识形态意义的词语。30年代所产生的许多译作中都包含了相当多的诸如“觉悟”、“革命”、“反抗”之类的词汇,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

黄源深将“torpid faculty”译成“官能都很迟钝”,“wake up”译成“蜕变”,黄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符合90年代中国读者的情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丰富多彩的生活。假如黄源深的译本也将“torpid faculty”译成“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译成“觉悟”的话,读者可能会问:“这个翻译是什么意思?难道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要来了吗?”

下面一段的翻译也说明了两译者在选词方面的差异。

原文:
I have not yet said anything condemnatory of Mr. Rochester’s project of
marrying for interest and connections. It surprised me when I first discovered
that such was his intention: I had thought him a man un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motives so commonplace in his choice of a wife; but the longer I considered
the position, education of the parties, the less I felt justified in judging
and blaming either him or Miss Ingram, for acting in conformity to ideas
and principles instilled into them, doubtless, from their childhood?…(volume
II, chapter III)

译文:
对于罗契司特先生要为利益和关系而结婚,我还没有说什么责难话哩。我首先发觉这是他的心意时,我很吃惊:我以为在选择妻子上,他不是一个被这样普通动机所影响的人;但是我越思量双方的地位、教育等等,我就越觉得我没有理由来批判或者骂他或她,因为无疑他们是按照童年所灌输的观念和原则行事的……。(李译本:p.25)

对罗切斯特先生从个人利益和亲属关系考虑的婚姻计划,我至今没有任何微词。我初次发觉他的这一打算时,很有些诧异。我曾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择偶时不会为这么陈腐的动机所左右。但是我对男女双方的地位、教养等等考虑得越久,我越感到自己没有理由因为罗切斯特先生和英格拉姆小姐按无疑在童年时就灌输进去的思想和原则行事,就责备他们。(黄译本: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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