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更进一步，我们还得从严复进行翻译的动机和他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贺麟曾经详细分析严复的翻译工作的宗旨，认为严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这有四层意思：
1、“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而他却“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几乎可以说，当时的举国上下，唯有严复具有“介绍西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2、“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这也是严译的一种特色”。
3、“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不然，他作的案语，必不能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
4、“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其中“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并无数典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
也就是说，以贺麟之见，严复译书，自己所注重的，一是选择经典，二是考虑中国现实需要，三是精心研究原著及其相关著述以阐发之，四是比较其书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如此译书，实际上不是译书，乃是一个个的研究专题了。这样译书，既是思想史的研究，又是现实思考，既是名著的解读、诠释，又是中西文化比较，所成之事多，远逾一种单纯的译书工作。但限于严译之篇幅，这许多思考和工作，并不能都获得文字表达，而只是凝聚于严复那有限的译著中——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他的八、九本译著，而不是严复自己长篇大论的研究专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但细究第四点，则恐怕要说，多少有“附会”之处，或者不是一种简单的附会，而是因为如贺麟所说的，不忘发挥国故，以免数典忘祖，并且在其认真的思考中，对于中西学的相通之处有一种真诚的体悟。严复在译述中恐怕正是这样。一方面，在思想层面，他输入新知，远走在时代前面，但是另一方面，在思维习惯和文化心态上，他还几乎完全处在传统之中。但是这种“不忘发挥”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人们还是容易从那些老套路——“易、学、庸”或者“均输、平准”的角度来看西学。这样读西学，即使把握到了其间的不同乃至较我们的国故优长之处，也还是有碍于把西方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异质文化来理解。故严复自认为自己是“收全文神理，融会于心”而作的“信、达”之译，傅斯年却认为这不是做到“达旨”，而是“改旨”，是“只对自己负责任”不对原作者负责任的“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或者用今人的话：创造性误读。而张君劢也认为严译“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歧义的原因正在于“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 把“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贯彻到这么一种实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的大研究课题中去，结果会如何？——肯定就与“信、达、雅”的初衷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是，恐怕我们也还得承认，正是由于严复的这种误读、附会、改篡和重释，正是这种以“改旨”来“达旨”的夹译夹述（《天演论》中的按语字数超过全文三分之一），才使得此书在当时能够为处在同样的传统思维习惯和文化心态中的国人所广泛理解和接受，产生了那种巨大影响。如果它只是赫胥黎原著的忠实译本，当时的中国人，恐怕不会有几个人去关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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