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是在当时，除了严复的翻译之外，也还是有别的翻译的。其中肯定有不少是只追求“忠实传译”的，但是限于其时翻译界的整体水平，效果并不佳。严复就对张元济提到过这种情况：“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缪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则读译者书，非读西书，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敝精神为之，不亦可笑耶？往吾不信其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尔《进说》数段，再四读，不能通其意。。。。。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真是“满纸渰呓”，“苦人自苦”，“愿后生以为戒也。” 这些译作，现在一部也没有留下来，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与西方世界隔绝的一种整体状况，也反过来证明了严译的价值：正是多亏了严复这种综合了译、注、评、按于一书的翻译，才留下了这些既有学术思想价值，又更新了国人的思想资源的“严译名著”。
由此再回头反观蔡元培、张君劢、冯友兰、傅斯年等人对于严译的批评，我们又可以恍然有所悟：他们的批评是对的，自客观、忠实地转译、传播西方理论的角度看，严译诚不足取，但是恰恰是他们所批评的严译的特点，决定了严译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里，处于传统崩解、西学初传的过渡时代是一个客观因素，而严复的有意识的努力则居功甚伟——他在翻译中把经过自己认真思考消化过的西方理论用其时国人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述，使西学通过这一媒介、这一方式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得以传播、造成了影响和震撼，并且迅速变成了中国变革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
其实早在贺麟之前，与严复同时的吴汝纶就已经对严复这种把译书变成研究课题，借西学论著来阐明自己观点的做法洞若观火，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致信严复说：“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以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故执事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旨。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 “主文谲谏”是中国士人的传统，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的“忠愤”之心，才是严复译书的“深旨”。在这封信里，吴汝纶先是高度评价《天演论》的翻译，评为“高文雄笔”的“宏制”。但也委婉的批评建议：不如“自为一书”、“纵意驰骋”，而译书，则“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 这就既肯定严译的思想价值和输入异域思想的贡献，又对其以译为著、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借外人言以警示国人，微微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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