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天演论》自序中，则重点强调了他阅读和思考的一个重要结论——西学与中学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箍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又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此与“奈端动之例三”（牛顿力学三定律）同，而斯宾塞尔“以天演自然言化”，与《易》的翕辟之说等，“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
看吴序和严序，就可以知道，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们对于“信、达、雅”的命意是有着极为明确的规定的。为了“瀹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就必须大量译书。而且吴已悟到“近世所传西人书”，是具有极强的原创性思想而自成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著，不能“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也不能等同于过去的译释氏之书，而是要“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必须用近于或合于“汉氏之撰著”乃至《易》和《春秋》之文，而非唐宋之集录之文，即重思想同时重文采，重理论甚于重策论。因此他隐约希望国人能以先秦文章视之：高度重视、深入领悟、开一新文脉和传统。而这就要求“道胜而文至”——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非严译不可，其他的都是“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文之不足”妨碍了道之传播，而只有“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 ，这就是严译的价值和意义。同样，严复也在认定“欧洲学术之盛”，但却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的基础上，认为自己要翻译和转达西方学术，所应该看重和追随的，就是《易》、《春秋》式的“一干众技”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而且，严复进而还认定，西方的归纳、推理方法与《易》、《春秋》相通，可称之为“外籀”、“内籀”之学，甚至如牛顿力学，斯宾塞理论，甚至热寂说，也都能够在精神实质上与《易》相通。那么融会（而不是附会）两种思想资源，并以先秦文风表述之，这才是“信”、“达”。显然，严复的执着认定给自己定下了一种翻译原则，一种过分困难的翻译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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