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还对自己所坚持的这种翻译原则和文章风格作了有趣的论证。他在回应梁启超批评——“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时说：“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直用之文体，舍二代又谁属焉？且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 这在理论上似乎有点诡辩色彩，尤其是在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思想和语言也处在巨变中的时代。但是严复这里对“二代”（战国、隋唐）文风的认定，虽然从翻译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辩，但是从民族文化心态上看却是对的：那战国隋唐二代的文章，不是至今都还对国人有着巨大的魅力吗？它们对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不是始终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和感召力吗？那么以这种二代文章的风格气象出现的论著（哪怕是后人写的）或者译著，不是也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产生较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吗？
这样一来，严复既给自己定下了极高的要求，又给自己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在坚持那种先秦文体的原则下，对译文的信、达、雅的追求就成了在融会贯通之后相当自由的意译。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甚至于他自己承认，在翻译斯密的《计学》时，“每见斯密之言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棖触，则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觉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 但是这毕竟偏离了他自己定下的“信”的要求，所以严复又多少做了一点辩解：“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意。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无以是书为口实也。”
无论如何，在译文中不时插入对原著精义的思考和体悟、结合着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和批判、言长词激地发表议论——这种综合了译、述、评、按于一书的意译，肯定是不符合正常的译著规范的。但那是一个传统的学术规范已然崩解、现代学术规范尚未形成的年代，是一个国人渴求思想远甚于需要规范的时代，这时，正是（恐怕也只是）严复的这种译述方式，才能够满足中国思想界的需求，才能产生那种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翻译史的开篇之处，严复和林纾就正好都是这种规范的破坏者。
钱钟书在分析林纾的翻译时曾经有过一些有趣的评论。林译经常删节和增补原作，钱钟书认为，“作为翻译，这种增补是不足为训的，但从修辞学或文章作法的观点来说，他常常可以启发心思。林纾反复说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文法’”，并且经常在译文里掺进各种评点以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桔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了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在早期，都找得着和林纾作伴的人。” 无论是褒是贬，这是翻译史上一个颇具自由空间的拓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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