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严复是以桐城文风为自己的追求的。因此他才把自己的每一篇译作都送请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斧正。严复的译笔，显然是自觉地在追踪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在桐城派大师中，方苞要求文章的“清通、质实、雅驯”，姚鼐要求“义理、词章、考据”，严复的“信、达、雅”中虽不与此一一对应，但显然有他们的影子。或者可以这么说，严复是力图以桐城风格和范式的古文来表达、转述西学，因此他定下了“信、达、雅”三条标准来自我要求。为了合乎信、达、雅，严译实际上是在领悟西学原著的基础上做自己的桐城古文，或者说在用桐城古文陈述着西学的义理。信、达、雅的意义和甘苦，也许尽在其中。他的译作会那么少，竟然至于远不能与不懂外文的林纾相比，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雅”的要求，作为桐城文章的基本要求延续和继承下来之后，严复之所以要不畏其难地把它贯彻到自己的译作中去，我想，在抽象意义上，当然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对学养和文格的看重与执着，在具体意义上，则是为了提升新译西学的地位，其中不无争夺话语霸权的意味。这就是吴汝纶所说的：“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之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以白话译传西书，虽然易于理解，但以“文不足”故，无法吸引文化精英，也无法通过他们去开启“民智”。所以，当梁启超批评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而希望他“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使学童受其益”，以“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时，严复断然宣称：“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后人以此批评严复，实际上，这正是严复的清醒和明智之处。启蒙大众还不是他的任务，他要做的是在传统的文化心态和文章模式都还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先对精英分子进行启蒙。后来，从梁启超到鲁迅、胡适，到毛泽东，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忆中都把读《天演论》作为自己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严复是对的。
总之，“信、达、雅”在严复那里，不但是他所坚持的一种翻译原则，更是他在文化思想上的执著：既要引进西方学说又要把它与传统思想合流，或者说坚持从传统的思想方式和文章议论的套路的框架上来把握和提倡新思想，力求以先秦古文的句法、范式译述、阐发西学经典——他对“雅”的汲汲追求实际上要得不但是词藻文采的技巧，而是要从思想方式到表达规范都力图使西学与“中体”认同。客观说，这对他所要传播的西学的扩大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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